前些日子读马世芳《耳朵借我》这本书，常常都是开着音乐搜索引擎，一边看书，一边听着他在书中提到的音乐。几个晚上下来，我发现自己不止是把耳朵借给了马世芳，也将思绪一并借给他了。看马世芳的文字，犹如跟着他一同遨游于海峡彼岸的音乐世界，有历史，有往事，有情怀奇迹Mu开服一条龙服务。第一次联络他做访问是在今年8月底，彼时，他正带着乐迷前往伦敦和利物浦，参加摇滚盛事"国际披头周"。之后，他回到台湾，又逢太太生病手术住院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对记者再三说抱歉。等总算是可以静心坐下，一问一答，他回答问题坦率又认真，仿佛是在做一档他自己的电台节目。身为作家、电台dj、乐评人，马世芳被许多粉丝奉为"台湾首席文艺青年"，而他自己最喜欢恶作剧般地介绍自己："我母亲陶晓清被称为台湾民歌之母，所以，我就是那个民歌本人了。"《耳朵借我》是马世芳第一本专讲"中文世界"的音乐文集，成文于2010到2014之间。在书中，马世芳记录下不止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奇迹Mu开服一条龙服务，也努力挖掘音乐背后的曲折与辛酸，音乐与社会的纠缠。 "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"有历史文化的典故；"水牛、稻米、香蕉、玉兰花"贯穿着台湾悠久的历史和风俗变迁……马世芳细细为我们解读着音乐和时代，带我们慢慢沉淀和理解属于华语乐坛的"文化教养"。难怪李宗盛会说："马世芳这样用心的听者，让华语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，有了价值和尊严。" "摇滚乐看似热闹，实则无处不浸透着寂寞，我们的青春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"我并非爱写诗的文艺青年，也不是会唱歌的摇滚乐迷。但一样享受着马世芳笔下的那些人，那些事。那些曾经的旋律和文字，总会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唤起我们的感动和回忆。我曾问马世芳："你生命中有没有一首最特别、最有意义的歌？"他的答案是一首叫做《小小羊儿要回家》的幼儿民歌。他说："小时候母亲会在我床边弹着吉他唱《小小羊儿要回家》，年幼的我和弟弟会跟母亲一块儿开心地合唱，那可能是我印象中最早学唱的歌。母亲的歌喉极好，听过的人却不多，算我赚到。"这个爱音乐的男人骨子里就是这样温柔细腻。潇湘晨报：您对音乐的热情带着摇滚的金属声响。但您的书写又冷静收敛。您如何看待自己？是冷静客观的乐评人？还是充满激情的摇滚青年？马世芳：有时候冷笔写激情故事，效果会比大量排比形容词的夸饰文体好。音乐热火朝天，解说则不妨从容，不一定非得像球赛转播员奇迹Mu开服一条龙服务。潇湘晨报：流行音乐既有属于娱乐消费的一面，也有属于文化的一面。您说充满"启蒙焦虑"的时代已经过去，那现在是什么时代？它是更好的时代？还是更坏的时代呢？马世芳：没有"启蒙焦虑"不表示不需要启蒙，不过，任何时代都有值得敬佩的创作人与堪称伟大的作品。我只想尽量找到我愿意反复聆听的好作品，并且设法分享出去，不管它出自哪个时代。潇湘晨报：《耳朵借我》这本书里，您写到许多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，。但你自己却说：诗（歌）的美丽，往往在于那些不能解释，不该解释的。您为何还会写下这些文字？您建议大家怎么看待这本书？马世芳：这些文章我写完了扔出去，捡到的人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吧。至于为何写下这些文字？唉，古往今来多少人写诗评、艺评、乐评、影评，又何尝不想一个眼神就心领神会。也许写了这么多，就是为潇湘晨报：过去，年轻人通过"打口带"接触西方音乐，通过手写方式传抄歌词。在那种简陋而封闭的环境下，其实我们更容易有单纯而执着的选择和热爱。而如今，不同种类、不同个性的音乐如潮水般汹涌而至，反而容易让人迷失。对于音乐的甄别与选择，你能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吗？马世芳：听音乐没有那么严重，就跟享受美食一样，喜欢不喜欢、好吃不好吃，没必要弄得跟学术研究一样。对"唱片是怎么做出来的"有起码的好奇，对词曲编录唱奏各个环节有起码的分辨能力，慢慢就会培养出属于自己的聆听品位，成为进阶的认真乐迷。马世芳：断层早已发生，担心也来不及，只能接受了。新生代创作者比较习惯DIY，自己动手做，回归作坊式的手工业状态，这也没什么不好。这个行业曾经有过壮丽的荣景，有过野心雄大的巨制企划（想想罗大佑的三部曲和李泰祥那些雅俗共赏的跨界实验），年轻人并不缺才华，只怕环境所限，惯于小打小闹，不敢有非分之想，连梦也愈做愈小了。潇湘晨报：当下有许多音乐选秀节目，有类似《超级女声》、《中国好声音》这样的草根选秀，也有类似《我是歌手》这样的明星真人秀。您怎么看待这些节目？您认为它们对两岸音乐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？马世芳：这些节目的排场与技术含量都令人咋舌，创造的经济规模也很惊人。好处是让年轻人认识了不少经典老歌和经典音乐人（无论坐在评委席的、或是来参加比赛的），让民众日常语汇多了些接近于"乐评"的修辞套语。不过，依我所见那毕竟是电视圈的事儿，对于流行音乐这个行业来说，核心燃料永远是"新的、好的作品"，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"孕育新的、好的作品的土壤"。选秀节目与真人秀在这方面的贡献，我想是趋近于零的。私服 还有存在的必要么